​焦守云自述：父亲焦裕禄的故事

焦守云自述：父亲焦裕禄的故事

焦守云自述：父亲焦裕禄的故事

提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会记起他那张双手叉腰笑盈盈地站在泡桐树下的照片。他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清晰而伟大。

今年是焦裕禄同志诞辰８０周年。在此之际，笔者采访了曾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谈及父亲的生前身后事，焦守云是那样的动情，以下是她的深情自述。

父亲焦裕禄去世已经39年了。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才11岁，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在岁月的流逝中也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如今的我已是近天命之年的人了，每每回想起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以及他和母亲之间的那种挚爱深情，总会在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那种对父亲的追思常常使我泪湿襟衫。

生活中的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父亲是山东淄博人，他身高1８０米，皮肤黝黑，说话幽默风趣。父亲虽然工作起来不要命，但却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曾强烈地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当年，母亲就是循着父亲那悠扬的二胡声来到他身边的。就是现在，当我们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还常对我们讲：“就从多才多艺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哪个也比不上老焦。”

父亲喜欢拉二胡，闲下来的时候，他拉二胡，母亲伴唱，其乐融融。父亲嗓音不错，又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的时候，父亲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水涟涟。1955年，父亲曾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过一段时间，那时，每逢周末厂里经常举办舞会，父亲陪同苏联专家跳舞，父亲娴熟的舞技让外国专家们都赞叹不已。父亲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赚些稿费来改善生活。就是后来他在兰考做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也是他亲自撰写，并且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

父亲的乐观、幽默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的谈笑风生。他还善于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是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让人奋进的段子来。至今，和父亲当年一起在兰考战天斗地治风沙的同事们，一提起父亲的幽默开朗，就让他们怀想不已。

也许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印象太美好了。当初，饰演父亲的演员李雪健一走进家门，我母亲连连说：“不像，不像，这哪里是老焦的样子，他个子太矮，人也长得太胖，皮肤又太白了。”

听了母亲的话，李雪健急了：减肥！大白菜梆子一吃就是三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想到，李雪健很快就把自己减掉了二三十斤，化妆时化妆师又把他的皮肤给抹黑，摄像时也尽量把李雪健拍得个头显高一些。

李雪健也真不容易。当时的他曾对我母亲说：“我外形不像，就用心来演。”后来，他成功了，把一个焦裕禄演得感天动地，母亲也被感动了，直说：“雪健这孩子，也真难为他了。”李雪健也很激动，在“金鸡奖”、“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上，他动情地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苦’和‘累’都让大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爱整洁。衣服虽旧，但清清爽爽。胡子虽然很浓但每日却刮得干干净净。但是当初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禄，却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又憨又粗的印象：一袭破棉袄、一条破围布、胡子拉碴。母亲对此看不下去了，说：“老焦不是这样子。”剧组就赶快让李雪健换上一套干净的黑呢子制服，就连李雪健自己也觉得舒服一些了。

父亲生前爱吸烟，而且练就了一个绝活：就是讲话的时候，他可以让烟嘴在唇边自由滑动，这样可以抽烟、讲话、双手翻记录本三不误。后来有几位饰演我父亲的演员刻意模仿这个高难动作，都是欲学不能，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很多年了，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鲜活的。他热爱生活却少有时间享受生活，他的生命如此灿烂却又如此短暂。他孝敬老人、爱妻子、爱女儿，却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家里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

可恶的病魔选择了父亲后，父亲同病魔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他放不下兰考人民的“除三害”大业，病中的他仍坚持工作。他办公的时候，用一把刷子一头顶着肝部，一头顶着藤椅，时间长了，藤椅上顶出了个大窟窿！这把让千人万人落泪的藤椅，这把让江总书记都热泪盈眶的藤椅，至今仍保留在父亲的纪念馆里。

父亲去世前，向组织上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河岸上，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改变面貌。”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遗愿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安放在郑州烈士陵园。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发表，帮父亲实现了这一遗愿，父亲终于回到了他战斗过的兰考。迁坟这天，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父亲的墓地，悲痛的人们呼喊着：“老焦，你回来了。”

江总书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啊！年迈的奶奶老年丧子，憔悴的母亲中年丧夫，我们姊妹6个幼年丧父，好像全世界的灾难都压在了我们的头上，而这些，全由母亲一个人咬牙挺了过来。为了父亲生前那份沉甸甸的重托，母亲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母亲徐俊雅性格内向，沉默少语，做事从来不事张扬。但母亲有文化，有能力，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县人大主任等职。她1950年与父亲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不到14年，父亲去世时，母亲刚刚33岁。

父亲的去世，使母亲的精神支柱一下子轰然倒塌。埋葬父亲的时候，她肝胆欲碎，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我们姊妹几个连惊带吓，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嚎啕大哭。过后，母亲常对我们说：“要不是为了老焦临终嘱托，我就随他去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父亲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母亲心疼父亲，就把家务活全包了下来，在家里，她连一双袜子也没让父亲洗过。冬天天冷，为了让父亲多睡一会儿，母亲就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套起来，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焐热了再让父亲穿。父亲患病后期被病折磨得痛苦异常，母亲常常一个人躲到走廊上偷偷哭泣。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浸泡中度过的。

我们姊妹多，各自之间相差两岁，像阶梯一样紧挨着。当时最小的弟弟才3岁多，加上奶奶、姥姥两个老人，一家9口全靠母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上级给我们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信了鸡蛋贩子的话，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时才知道上了当。回到家来，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十元钱，在当时可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那个时候，我们最怕过春节、也最怕清明节。父亲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母亲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大年初一给我们下完饺子后，她却不吃不喝地躺上一整天。我们心里清楚，母亲是在想念父亲啊！每到清明节，母亲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父亲扫墓的时候，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父亲的墓前，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有时，哥哥没衣服穿了，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亲边做活边流泪，有几次竟泪眼模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在我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她始终牢记着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母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多年来，无论她住在哪里，她总是把父亲的遗像搬到那里，每日里总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父亲。我们家离父亲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父亲的墓地上走一走，在我们做儿女的看来，她和父亲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逢父亲去世周年纪念日时，儿女们会天南海北地聚到一起纪念父亲。母亲每逢此时，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她经常给我们说：“你们要是做错了事，别人不会说你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而会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所以，在外边你们一定要时时记住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更不要打着父亲的名号来为自己谋私，那样会糟蹋了你们父亲的一世英名。”“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在生活中像一把尺子，度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一大家人没有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三道四。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兰考视察时，听了我对母亲这么多年来的情况介绍后，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总书记的话，使得母亲泪如雨下。

母亲今年72岁了，身体也渐渐地衰弱了，但她仍在为宣传父亲奔走忙碌，为教育下一代尽心尽力。她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学习父亲是她终身的工作。而我的父亲，长眠在兰考已经39年了，39年来，他的墓前有春天的桐花，夏天的麦穗，秋天的瓜果，冬天的苍翠，纯朴的兰考人民及慕名而来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父亲，看着兰考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应该安息了。

我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兄弟姐妹6人，三男三女，如今最小的也人到中年了。身为焦裕禄的子女，我们有着英雄人物后人的光荣，但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难处。

英雄模范人物的后人，站在一个人人看得到的光环之下，我们的一举一动别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时也让我们很不自在。在父亲去世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变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些年，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仍踏实地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今天，“焦裕禄精神过时了”的议论，也没有动摇过我们的信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了我们的父亲，越来越感受到父亲的伟大。

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但是，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不会挖掘父亲这座“金山”。

当年被父亲送进又脏又累酱菜厂工作的大姐守凤，早些年为了给孩子一个“机会”，提前退休，现在她的儿子、儿媳都已下岗，至今一家三代仍在一起吃老两口的“大锅饭”，大姐夫是复旦大学的老毕业生，但经受过生活磨练的大姐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从来没什么怨言。

大哥国庆，现在税务部门工作，他不但工作作风严谨，而且颇具大哥风度，他在部队时曾多次立功受奖。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他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是我们的表率。有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叫焦国庆，他说：“我就叫焦国庆，一直都叫焦国庆”，其实他只要说一句自己是国庆节出生的就行了，但他就这么认真。现在他惟一的女儿还待业在家。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但应该说我最幸运。我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的儿子余音喜欢音乐，得到过吴雁泽等老一辈歌唱家的指点，现在的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了。他说，他要把外公的艺术特长发扬光大。

从小深受父亲宠爱的妹妹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她1972年入伍，至今仍在部队里“锻炼”。从小就胆小的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过功呢！她的儿子去年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成为焦家的第二位大学生。

老五跃进是开封杞县的县长，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小焦书记”。他是我们家“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其实他也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干过生产队长、村团支部书记、乡长等职务。他思想新潮，敢想敢干，前年在北京王府井卖大蒜卖出了名气，后来又将大蒜卖到了国外，去年又把杞县的产品卖到了上海。

最小的弟弟也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他下过乡，做过副乡长，凭着基层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和踏实肯干的品质，2000年被调进了省公安厅。他长相酷似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到4岁，后来有位导演想让他演我父亲，因我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他当过几年刑警队长，有勇有谋，曾让一些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可以无愧地对父亲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如今的焦家已经四世同堂，是一个27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温暖幸福。父亲要是还健在的话，今年该是80岁了！父亲啊！您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您的儿女们是多么的想念您啊！